华融资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场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精神面貌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华融资产，最好的纪念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更加自觉地坚持和笃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马克思主义之“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加固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两场战争，两种命运：在历史比较中看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呢？历史是最权威的见证人和评判者。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就可以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日之间经历了两场战争。一场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一场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并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转化为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战争。这两场中日战争，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抗日战争中国胜利了。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同样是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却能够打败明治维新后已经现代化的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预见中国人民必将赢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才能深刻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

战争既是硬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交锋。战争是人打的，人都是有一定文化基因的。战争的胜负取决于物质层面武器装备之优劣，更取决于人的因素，特别是人的精神力量，包括民族团结的凝聚力之强弱、战略战术之正确与否和指战员士气之高低。在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自恃拥有精神文明看不起蛮夷，却在洋人入侵时屡屡打败仗。洋务运动启动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车轮，但依然固守维持封建统治的传统文化。甲午战争的失败及其签订的《马关条约》，把台湾等岛屿割让给日本。民族的劫难和耻辱，激励一批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依然改变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丧权辱国悲剧。历史的教训告诉国人，要根本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有既立足中华大地和中国历史，又顺应时代潮流的先进思想文化，作为民族救亡和发展的思想武器。

中华民族是幸运的。在苦苦求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真理的时候，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不久，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涌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革命道路；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上，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又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使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强大思想武器。

也就是说华融资产，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赢得伟大胜利，一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领导核心已和甲午战争时期根本不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引领下，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元素已和甲午战争时期根本不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引领下，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根本性改造，成为抗日战争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经过延安整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深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特质的“三大作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强调党要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以科学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态度区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在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性改造指出了明确方向，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下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迅速成为“国民文化”并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具有马克思主义之“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的新型“国民文化”，既不是鸦片战争后封建阶级顽固坚持的传统文化，也不是洋务派奉行的“中体西用”，而是甲午战争时期完全不可能有的中华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赢得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就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族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和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创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中国共产党人。

综上所述，两场战争，两种命运——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抗日战争，中国胜利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科学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

两大决策，两大优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的民族凝聚力和战争伟力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之初就提出了政治上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创造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优势；军事上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敌后游击战等一整套战略战术，以创造强大的人民战争伟力优势。这样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体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使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民族战争中发挥模范作用，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日战争伟大实践中谱写的精彩华章。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转向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就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民党营垒在民族危机严重关头会发生决裂的可能性，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决策，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二次握手，号召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现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同时强调党在同国民党合作时只有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才能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此，中国人民掀起了气壮山河的抗战热潮。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在总结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时提出，统一战线是第一大法宝。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正确坚持这一政策并非易事。一方面，这一重要决策在党内遭到王明教条主义的反对。他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否定了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而不是人民的身上。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来自长期积累的革命经验，但直接针对的就是王明的这一右倾错误主张。另一方面，这一重要决策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一次又一次掀起的反共高潮的干扰和破坏，最为严重的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发生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击退了反共高潮，又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民心。如果进一步联系后来的重庆谈判直到召开建立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可以体会到抗日战争时期党为统一战线而奋斗所作的艰辛努力有多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

实施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等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日战争伟大实践中谱写的又一精彩华章。抗日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下发生的。在抗战开始前华融资产，国民党营垒中一些人就悲观地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亡国论”和“速胜论”此起彼伏，对全民族抗战产生了消极影响。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就已经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思想。特别是他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这一著作，在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同时，系统而又深刻地阐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必将经过三个阶段，强调中国只要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坚持正确的战略战术，必将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一发表就在国内外包括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总方针。与此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就决定把一般战争中处于辅助地位的“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充分发挥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的优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建立了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不仅集中阐述了共产党为什么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性，而且阐述了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敌我相持阶段为什么要坚持敌后游击战的道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实施持久战这一战略总方针和敌后游击战等一整套战略战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抗日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胜利。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实施持久战以及敌后游击战等人民战争战略战术这两大决策，贯穿其中的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即兵民是胜利之本。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并不具备优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只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实施全民族抗战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就能够把劣势转化为优势、被动转化为主动，创造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奇迹。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坚持，创造了巨大的政治优势，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强大凝聚力；正是持久战和敌后游击战等正确战略战术的提出和实施，创造了巨大的军事优势，形成了在人民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战争伟力。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指出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一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抗日战争中提出，又在抗日战争中接受实践检验。遵循“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真理作出的政治军事决策及其创造的政治军事优势，检验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

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伟大抗战精神之“魂”和“根”

抗日战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不仅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更是民族精神的胜利。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赢得的伟大胜利。作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进程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正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历经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又一次转型，最后在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中形成深刻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以此为新的历史起点走向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可以通过思想、道德和艺术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但最终都会汇聚成强大的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民族精神上集中体现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向世界展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彪炳史册的伟大抗战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对于伟大抗战精神的领悟，既不能仅仅满足于字面上的解读，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动中加以理解，而要把这一精神的形成放到中华文化在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和理解，才能认识其深刻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国家蒙难和人民觉醒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历史。“蒙难”引发“觉醒”，“觉醒”带来“转型”，中国近代史正是一部中国人在民族觉醒过程中的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战败，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经历了“国粹优越论”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转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经历了“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直到向“欧化”“西化”的民主主义的转变。这些文化转型，既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性，又体现了历史的局限性。文化转型的量变终归要引起质变。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在思想文化上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文化从发展到蜕变、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历史性转变。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根据这一思想提出的以“民族、科学、大众”三要素构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在基因构成和文化元素结构上的重大更新，而不是简单延续了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伟大抗战精神就是中华文化的基因构成和元素结构重大更新的结晶。

中华文化的结构性重构，好比浴火重生而“涅槃”的“凤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丹穴朝阳瑞气翔”的民族复兴之好运。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结构性重构中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文化元素的更新上。

一是“魂”元素。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说过：“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思想文化的这种根本转型和结构性重构，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用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纲常体系”之“纲”，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科学真理之“魂”。伟大抗战精神之“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坚定意志、斗争精神、科学预见。

二是“根”元素。毛泽东说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文化的根本转型和结构性重构，就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为基础，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并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中注入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元素，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伟大抗战精神之“根”，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信念。

当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华文化终于在凤凰涅槃后焕发出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下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及其体现的中华新文化，不仅引领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成为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起点。这就是毛泽东1949年9月在著名的《唯心史观的破产》中深刻指出的：“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李君如华融资产，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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