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钱学森在研发东风2号导弹时，发现射程不够，几乎所有人都建议要多加助燃剂。不料，一个小伙子站起来说：“不能加，一滴都不能加！而且要减少600kg助燃剂才行。”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可钱老却立刻陷入沉思。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1964年的中国，正处在“两弹一星”的关键攻关期。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发，承载着国家的希望，也关乎国际地位。
酒泉基地的戈壁滩上，沙尘暴时常咆哮，雷达信号断断续续，技术人员顶着酷暑，用湿毛巾裹着头，咬牙坚持。
可就在7月10日，第一次试射失败了——导弹因高温下液态氧蒸发膨胀，燃料箱空间不足，射程远远不够。失败的消息像一块巨石，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
帐篷里，专家组吵翻了天。老专家们拍着桌子，握着茶杯的手都在抖，有人甚至摔了计算尺，吼道：“常识告诉我们，燃料不够就得加！加5%，3吨燃料，必须补齐！”可问题没那么简单，加燃料会导致导弹超重，失衡的风险更大。
年轻的王永志坐在角落，默默听着，眼神却越来越坚定。他心里有个大胆的想法，但这个想法，违背了所有人的“常识”。
夜深了，戈壁滩上的月光洒在沙丘上，像凝固的波浪。帐篷里油灯摇曳，计算纸哗哗作响，远处还传来哨兵防狼的枪声。王永志一夜没合眼，手里的军用水壶都结了冰，他用身体焐化了喝上一口，继续埋头演算。
他的想法很简单，却像一颗炸弹：“不加燃料，反而减！减600公斤燃料，相当于给导弹‘减负’，让发动机在最佳推重比下工作！”
这个方案一提出，帐篷里炸开了锅。有人撕碎草稿纸，怒斥：“拿国家财产冒险，简直胡闹！”有人冷笑：“你一个33岁的年轻人，懂什么？这是导弹，不是农田灌溉！”
王永志不急不躁，翻出一本苏联导师格鲁什科的著作，条理清晰地解释：“我用弹道方程迭代验算过，减少质量能提升比冲效率，燃料密度损失可以被质量优化抵消。”可质疑声依然不断，毕竟，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逆向逻辑”。
关键时刻，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了钱学森。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眼镜片上满是汗渍，手里握着红蓝铅笔，盯着王永志的计算稿，眉头紧锁。
帐篷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听见铅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钱学森突然开口：“小王，当着大家的面，把公式再推导一遍。”王永志没有半点犹豫，拿起粉笔，在一块小黑板上飞快写下密密麻麻的方程，边写边讲，声音虽轻却铿锵有力。
推导结束，钱学森沉默了片刻，抬头看向众人：“数据是对的，物理模型成立。这个方案，值得一试。”一句话，定下了乾坤。
有人不服，但钱学森的态度很明确：“在数据面前，资历不值一提。”那一刻，王永志的眼神亮了起来，他知道，这不仅是对方案的认可，更是对“科学精神”的捍卫。
1964年7月29日，酒泉基地的发射场上，烈日依旧炙热。东风二号导弹静静伫立，燃料罐里少了600公斤推进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倒计时开始，钱学森站在指挥台前，目光如炬；王永志紧握拳头，额头渗出汗珠。伴随着一声巨响，导弹腾空而起，拖着长长的尾焰，直刺苍穹。雷达屏幕上，轨迹一点点逼近目标，所有人死死盯着屏幕，直到确认——精准命中！
发射场沸腾了，有人欢呼，有人流泪。王永志愣在原地，喃喃道：“成了……真的成了！”
钱学森转过身，拍了拍他的肩膀，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递过去：“小王，这支笔送你。记住，科学是用来打破常识的。”那一刻，戈壁滩上的风沙仿佛都静止了，只剩星空见证这一场胜利。
庆功宴上，粗糙的木桌上摆着简单的饭菜，技术人员们端着搪瓷碗，笑声回荡在戈壁滩。
有人提起那600公斤燃料罐，说它被拆下后做成了文具盒，上面刻了“戒盈戒满”四个字，提醒后人：满则溢，减则盈。这不仅是一个技术决策，更是一种哲学，影响了中国航天“系统优化思维”的未来。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共和国勋章｜王永志：飞云直上八千丈，只手拨云观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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